在看了刚才的片子之后有很多读者曾经留言给我，你为什么说一个人给你自由你不独立是无力，我就想了想我写这本书之前曾经翻了翻我大概20岁左右时候的日记，想找点参考。但是看了一本又一本，然后发现这段历史好像跟我没有什么关系，为什么？因为里头记的事基本上没有什么事实，也没有场景，也没有描写，也没有对话，通篇都是我我我，对自己也没有反思和批评。我原来想谈恋爱的事总该记得比较清楚吧，看完之后发现当年谈过恋爱的人也记不得了。里面只有描写情绪和结论，比如看前几页的时候还在写，他是上帝老师派给我的，再翻几页就变成了原来他是个人渣，都只有结论。我看不出柴老师当年发生了什么事啊，但是不记得了。所以不要说去报道一个国家，就算报道自己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，因为报道所要求的准确、客观、公正、平衡，这些跟人性的本能是地处的，人总是忍不住想要塑造自己，人想要遮盖不利于自己的事实，人想要做出评价，人在想我是正确的以及为什么是不正确的，所以一个人身上发生的事件每天就是新闻，我们记录自己的同时也在记录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新闻史，也就是我们的心灵史。如果都以我这样的态度来报道的话，你们将来回首往事的时候，就像看见白茫茫大雾一片，既看不见他人，也看不啊见自己。

当然我二十三四岁到央视做新闻，就是带着这样的思路做的，所以困窘可想而知。当年老骂我们，当时拿一个年轻人的片子说事，把四个智障的孩子带在家里，还抚养这几个孩子。感觉很感动，但是感觉不对劲，就把记者叫过来问：“收钱吗？”记者说：“收”。“收多少钱？”说一个人两三万吧。扣掉所有的钱也高于老师的工资。在我不知道收钱的情况下，订作业本让我感动，但是知道了之后就不一样了。然后就问谁教给你的？你有自己的思想吗？谁教给你这个的？陈虻说得很对，当时我觉得他提的这个问题太像外宾了。

然后我想我小时候，我妈想让我受点文艺熏陶，找了各种方式，想学音乐。但我天资比较平庸，到现在小提琴会拉一个曲子，会拉白毛女，手风琴会拉铁道游击队。这是当年的文艺气氛，在这个气氛中文娱最表现的是人，但是我们音乐中的人要么是战斗者，要么是控诉着，这个模式渗透在你的血液中。你以为你是逆反的、反对的，但是稍不留神你就成为你最反对的人，你怎么解除他是最困难的事情。那时候陈虻老骂我，审个片子拿过来骂我说，你是机器人吗？就拿回去改，改完之后再给他看，这次说得很温和，说你这次不是机器人了，你连人都不是，你就是个机器。就是这靠种严苛的责骂，好像也没有什么用，因为你原来这个模式就像一个拐杖一样，在思想上，你驻着它很长时间，很安全，突然撤了，你自己的腿脚没有那么强健，不知道怎么走，就瘫到在地。后来陈虻说你去吧，你这个人没有什么用，不撞南墙没有什么用。他说得对，撞上了南墙头破血流才有感受，思想的感受才不会僵化，有松动的时候外界的东西才会侵入你的心灵，击破你的模式，摧跨你的概念。为什么在这本书中写这十年中见到的人，因为只有人才构成当下的自己。

我以前不知道什么准确，在2003年非典的时候，我见到4月19号人民医院的急诊室，他们当天把所有的非典病人撤离，那简直是逃命一样的撤离，所有的被褥都翻在地上，椅子是四到朝天。当时我看现场，只给我看墙上的小黑板，上面写着22个名字，绝大多数后面写着肺炎的名字，他跟我说其实是非典，他说病人不知情，可是医生知情吗？他们连隔离服也没有。我问清洁区跟污染区怎么区分？他就指了指这儿，说在心里区分。我说你靠什么防护？他说我靠精神防护。人民医院后来有76位医护人员感染，有两位急诊科医生殉职。他跟我说这些的时候脸上几乎是木然的沉痛，是想让年轻人理解心里怎么准确。因为4月19号的时候很多媒体说市民可以不戴口罩上街，我曾经也对这个信息深信不疑。所以我不敢如此轻慢了，因为准确而字事关其他人的性命。

我以前也不知道什么是平等，一说平等就在镜头面前故做姿态。后来我采访李阳的家庭暴力事件，我想感受一下他的感受，就在闭眼的10分钟里面，我发现感受的不是他的感受，是唤醒的自己少年时代的记忆。一个中学上学的路上白天被一个小混混推倒在地上，头磕在石头延的时候。所以我就戴了一束花给他妻子，那个女人看了花后来搬出一个相册给我看，贴满了家里的照片，其中有一张是跟丈夫的合影旁边有一个玫瑰花，这个花是某一年结婚纪念日的时候提醒丈夫的秘书买回来的。把所有的叶子用塑料薄膜压得平平整整的，保存得特别好。这个干枯的花瓣给我一个刺激，以前我觉得人是人、我是我，但是在那一瞬间我觉得没有人我之分，跟我一样对自身的完整愿望是一样的，对幸福的憧憬也是一样的，只不过他出生在这儿，他这样生活，我出生在那儿是那样生活，所以什么是平等？平等不是悲悯或同情，平等是我们处在同样的生活当中，你作经受的我必然经受，当我们为生存而挣扎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平等。

我以前也不怎么求实，因为没有受过严格的思想训练，还是四两拨千斤的思想方法。2007年我采访华南虎照的时候，当时在视频当中有一个细节，那时候周正龙穿了一个大面貌，我发现我们五个人的小组有一个很剧烈的分歧，一部分人认为照片一定是假的，有一部分人说一定是真的。我说为什么？同事说，周正龙披个大衣，背着光坐在麦苗当中，简直就是个老英雄啊。他说，再说了，撒谎的人怎么感知是镜头呢。这个瞬间我印象特别深，我觉得原来每个人的审美、经验、直觉都完全不一样，要光靠感慨和书法感情谁也说服不了，只能靠事实和因果的不断梳理。我们也没有别的任何依靠的地方，两手空空，只能靠一句话，拿证据来。就靠这一句话就可以从逻辑链条的最末端一环一环向上追诉，这样笨重的情况，一个小孩子也可以拉出来，这就是逻辑的力量，就是求实的力量。

小的时候看电影的时候，总是问我妈，这人是好人、坏人。长大以后也有善恶分明、黑白的世界观。大家看到好人出现，再有点出现，利用就涕泪交加，看到坏人出现的时候恨不得振臂高呼。2009年当然采访一个土地拍卖事件，当时有一个陈坤志的人操控土地拍卖。我采访他的时候他觉得没有什么问题，他觉得收了一千多万给别人干活是劳动所得。临出门的时候他说我是**大学毕业的，我就是玩法律。在这个节目播出之后，后来这个案件在调查跟审判当中陈坤志被判处了死缓。但是我一直记得在采访中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，说这个事件当中没有人是正义的，都别打这个旗号，都是为了利益。他给我提供了一些信息，我一一印证了，发现他说的是对的。当年向我们举报他的人也在诉求利益，而且也在诉求的是不正当的利益，只不过丛林法则大鱼吃小鱼，所以每一方都认为对方是黑社会，每一方都写了遗书，每一方在念的时候是热泪盈眶。所以都是一个一个有诉求的人。陈坤志理解的什么是平衡？平衡就是对每一方的论述都要心存警觉，只要让不同的论述之间相互殴斗、彼此博弈，才能够接近事实的本来面目，才能使自己不能成为偏见的蜉蝣。

在刚做记者的时候我还有一个习惯，有时候采访犯了错误的人问你要不要表达歉意，你有没有忏悔啊。有领导提醒过我，但是我当时不以为意错，我觉得这是为了生活向善向好嘛。后来我采访一个电疗治网瘾的调查，我们管观摩了课程，这个课程有一个固定的环节，一声令下之后所有的病人向他跪下，有抱腿的，有跪着的。后来我采访了当中的一个女孩，这个女孩在我面前说，电击一点不疼，就像蚊子叮一下，我特别喜欢留在这儿。我突然看到她留下眼泪，我说，你为什么痛苦？她说不痛苦。我说，你为什么流泪？她说，我没有流泪。这时候她的泪留在腮上。在采访的时候我问这位医生，他们为什么向你下跪？他说，因为他们感恩。我说他们有没有可能被胁迫，或者是被装的。他微微一笑就说了一句话，能装一辈子不是很好嘛。就是这个人的这句话，让我从此不敢再去问别人你要不要表达你的歉意跟忏悔。真实的人有无尽的可能，有可能会导致普遍的虚伪，所以采访是认识而不是改造。在这本书当中我想写的就是十年认识的这些人，他们撼动我头脑中认识的概念，使我处在晃动不安的情况里，但是说过一句话自由本来就是站不稳的状态。

其实我说的这些概念是非常简单的事情，也是早以被印证过的道理，用了十年的路才慢慢接近，对我来说这里面有属于我心灵的自由。即使是这里我也希望通过我自己的不断犯错、不断推翻、不断重建去认识它。生命是一个体验，体验的时光才不会虚度，体验了这些感受才能属于你，你因此而创建自己的生活，当你创建之后你才归属它。所以这些概念对我来说已经无关于职业的荣誉感，关乎的是这个世界中属于人的真正实质。无论我们走多远都要疏忽这样的实质，绝不把它拱手出让。在20岁的日记里面看到很多陈词滥调，只有一句话让我觉得有点意味，那时候我已经是主持人了。有一天我在日记中写，身边的人在讨论将来我们的理想是什么？很多人都说我想成为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，我说我的理想比这个更为高远，句号。翻过来之后，小柴写了一句，我想不断地完善自己。

当一个人力图完善自己的时候，他将不再向外界寻求什么，也不向外界推委什么，他将自己的重心放在自己的内部，而社会的进步就由一个一个独立的人试图自我完善的过程当中得来。我的起点这么低，所以这个过程才会无限长，永无尽头。想到这一点也就踏实了。

在一个月之前才在采访中把一个小孩问哭了，是因为我不理想他，小孩不是通过语言，而是行为认识生活的。我当时非常沮丧，我一个人在那儿坐了半个小时，后来我就问陪伴这个小孩十年的德国志愿者卢安可，我说我怎么总是改不了我身上的弱点？卢安可说，如果我们这么容易的话我们还要这么漫长的人生干什么？所以认识到自己身上的弱点，你才能对他人和这个世界有一份宽量，我们不需要与谁为敌，我们只需要解除，共同来解除我们身上的问题，从这当中睁开眼来看见他人、看见自己。

最后我一说件事情，是关于这本书的封面，这本书的封面当时征求我意见的时候，我说我同意，但是我同意的理由没有告诉他们。这张照片是2006年《新闻调查》的同事陈威在重庆开县麻柳乡采访的时候拍下来的，这个村子是开县最贫穷的地方之一，有700多人，青壮年都在外面打工，留下的都是老人。当时的负担很重，都很穷，所以跟政府的冲突很多。有一次冲突很强烈，所以双方达成一个共识，就是将来你们自己管自己的事务。他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个山村的路修起来，路特别难修，要协调很多的关系和利益。政府想修想了五年都没有修成，说现在你们自己来吧。就是这个照片当中有一个老人是这个村的生活队长，他来负责开会协调。他说，我有这么几个规矩，第一，人人都要发言。第二，不能骂人。第三，不能光说怎么不行，也得说怎么行。说完之后大家举手表决，85%都同意了，我就把这个纸按上手印贴在祠堂的门口。但是贴完之后允许你睡一觉起来又返回，五天之内允许你返回，你就把这个榜揭下来，召集大家重新开会。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你负责全村人误工的费用。这张纸被揭下来五次，每次重新开，但是最终还是原先的决定。

路修好了，没有人闹事，日子就这样平静地下去。所以拍这张照片的时候，当年我们的节目叫麻柳的民主，就是说这里在实践中国基层民族最前卫的地方。实际上这些老人、孩子他们很多人都不识字，根本没有听说过民主这两个字。这张照片给我们的信念是我们没有向外来的世界学习什么模式，也没有刻意地与谁为敌，我们只需要解开身上的束缚，成为独立的人。用朴素的生活经验、智慧和常识，就能创造和决定自己的生活，尽管这个生活并不完美，但是曾经而后我们将生活在自己亲手创建的世界之上。